今年1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雜志集中刊發六篇一組的“國家資本主義”專欄文章。同月，瑞士達沃斯論壇期間也組織了一場關于資本主義的辯論。這些文章和辯論傳播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即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新加坡等國搞國家資本主義，借助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控股或參股公司、國家主權基金以及國家支持的私營公司等，積極并購外國企業，爭奪資源。這些國家熱衷于自主創新等經濟活動，嚴重威脅到西方“自由資本主義”。

　　亂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簽，不僅是為新自由主義危機辯護，還有壓制競爭對手，創建有利于己的新游戲規則等多重考慮。

　　1.借“國家資本主義”之名，為新自由主義辯護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為轉移世人對西方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持續經濟危機的視線，試圖將危機的成因部分歸咎于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資本主義”。眾所周知，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本身已經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路處境艱難，建立在私人占有、資本逐利基礎上的壟斷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良性發展。但在國際金融危機初發的2008年10月，針對國家影響越來越大、市場自我調節作用逐漸萎縮的現實，《經濟學家》雜志在《懸崖邊的資本主義》一文中還信誓旦旦地表示：盡管在短期內捍衛資本主義需要政府干預，但在過去一個半世紀里，資本主義已經向幾十億人證明了自己的價值；資本主義發達的地區經濟繁榮，而它失勢的地方則遭受痛苦。不過，現實的發展打破了這一樂觀估計，不改革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政府干預難以從根本上緩解西方社會的危機。

　　近年來，被國際輿論稱之為“歐豬國家”的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西班牙接連發生嚴重的債務危機，預示著歐洲實行的財政緊縮模式難以維系。但“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卻說：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危機恰逢一種強大的新型國家資本主義在新興市場興起，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因強有力的替代者——“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而顯得更加嚴重；國家資本主義在發展中，現金充足，而西方國家危機又給它壯了膽。而現實情況卻早已證明，發展較快的“金磚國家”等不僅沒有導致和加劇西方國家危機，恰恰相反，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社會的較快發展還在相當程度上拉動了世界經濟的復蘇，緩解了西方的各種危機。顯然，這些論者在羨慕他國發展的同時又加以栽贓，以此掩飾西方國家自身無力緩解危機的窘境。

　　西方某些輿論熱炒“國家資本主義”概念的另一層意圖，是將西方國家陷入危機歸因于自由放任的西方資本主義，而不是私有制占主體這一普遍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這種觀點，在一些清醒的西方學者眼中是被否定的。茲舉一例：尼爾·弗格森在為美國《時代》周刊撰寫的《我們都是國家資本主義者》一文中就認為，將中美之間的競爭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全球制度競爭，過于簡單化，也是錯誤的；中國成功的關鍵并非在于政府控制經濟，而在于自由市場力量；因而必須避免將國家資本主義普遍化，這個概念不比過去馬列主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更好。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試圖制造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對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惡果辯護，進而繼續維護國際壟斷資本和各國壟斷寡頭（尤其是金融壟斷寡頭）的狹隘利益。他們斷言：隨著新興市場國家越來越強大，美國越來越收斂，歐洲從內部分崩離析，二十國集團取代七國集團的位置，中國這個“國家資本主義軸心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正在獲得越來越大的優勢，中國的經濟模式優于美國，將使自由市場原則和信仰受到挑戰；國家資本主義在東方的崛起，可能鼓勵西方出現效法者，進而使西方公司越來越擔憂。實踐證明，這種辯護手段難以奏效。目前，占1%的西方大壟斷資產階級推行的新自由主義，不僅受到本國99%人民的反對，而且損害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權益。為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進步輿論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訴求和呼聲非常強烈。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之爭的背后，是掌握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話語權的發達國家罔顧這些訴求和呼聲的事實。

　　2.借“國家資本主義”之名，阻嚇新興市場國家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列舉了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病，意在阻嚇新興市場國家的人民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他們一方面斷言，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全球最強大企業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踐行者，另一方面又將“國家資本主義”定義為這樣一個體系，即國家為了政治利益而在市場活動中占據支配地位。他們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在全球積極并購外國企業、爭奪國際資源、熱衷于自主創新等，但它不擅長科技創新，會導致不自由、腐敗和最終失敗，會對自由市場經濟構成危險并危及民主制度。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之一伊恩·布雷默就聲稱，“國家資本主義”產生于全球專制政權，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制造財富，而是為了確保財富創造不會威脅到統治精英的政治勢力；其操縱者懼怕創造性破壞，因此當老的產業消亡，工人失去工作和薪酬時，就會促使公民上街向當局挑戰。其用意在于勸說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等）放棄參與制訂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的努力，阻止這些國家的良好發展勢頭。但這也從反面透露出一個信息，即某些發達國家及其利益集團，擔心新興市場國家采取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有效措施，在合法的國際競爭中快速發展，妨礙發達國家及其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在給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套上“國家資本主義”帽子時，更著眼于鼓動歧視和遏制獨立自主、主持世界公道的國家。他們不顧資本主義危機給世界帶來巨大漩渦這一事實，反而大聲疾呼“國家資本主義”給全球經濟體系帶來所謂復雜棘手的問題，比如確保公平問題、把國有企業當作擴大軍事實力的工具等。與之遙相呼應，歐盟就曾暗示它今后可能會阻止中國國有企業收購歐洲公司，其理由是所有國有企業事實上都是某一經濟實體的一部分。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們眼中這些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來根本沒有向外強制性輸出價值觀，中國相對擴大軍事實力也是被迫和防御性的。實行金融控制、強權政治、單邊主義和新帝國主義政策的真正主體，是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壟斷資本和軍工利益集團結合體。它們的存在，才對公正的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樣化等形成了莫大的挑戰。

　　3.借“國家資本主義”之名，曲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看來，中國市場從屬于政府，國有企業離不開國家政權的扶持，即使民營企業也高度依賴政府，因而可以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標準樣式。他們將中國眾多的國有全資公司、國有控股或參股公司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實際上是混淆了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

　　中外經濟學主流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是指生產資料主要屬于資本家所有的一種基本經濟制度，而社會主義是指生產資料主要屬于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集體所有和合作所有的一種基本經濟制度。盡管當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均存在多種不同性質的所有制成分，但決定和界定某個社會的經濟性質取決于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

　　現在，《經濟學家》雜志的文章一反中外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共識，熱炒“國家資本主義”，把全球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經濟調節方式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混淆在一起，在學理上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勢是，在市場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的同時，國家在關鍵的市場領域和市場環節保持足夠的控制力和調節能力。這與西方壟斷資本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國家、國家予以總體協助和支持的經濟模式有著實質性的差異。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其特點是堅持獨立自主與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遵循國際經濟規則和國際慣例來實行內外開放和國內外市場競爭。這種制度和機制具有世界共性和國別特性，是符合人類社會進步方向的經濟模式和發展道路，其歷史作用與巨大成效不是西方輿論用“國家資本主義”就可以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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